香港移民经历分享:活在香港,一个内地人的移民史

滴答网 http://www.tigtag.com/  2016-12-06  周保松  我要评论(0)  阅读0
周保松于1985年从广东农村移居香港,由于香港社会对新移民有刻板的负面标签,加上新移民有一份深不见底的自卑,他总是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。

三个星期后,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,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。除了游览名胜古迹,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,尤其是在长途的硬座火车旅程中,我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,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。在旅途上,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,我总说广东,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。这有安全的考虑,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,都是中国人。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,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。我喜欢那种感觉,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,香港却好像在四海之外。

从北京回来不够一年,某某事件便发生了。89年五月,在学校默许下,我在课室率先张贴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标语,接着参加了几次大游行,天天看报纸追新闻,沉浸在大时代的亢奋中。某某那一夜,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家中,看着没有画面的电视,听着身在北京的记者电话中传来的密集枪声,一夜未眠。六月四日后,学校办了一场追悼会,我作为学生代表,上台发了言,还噙著泪带唱了《龙的传人》。其后18年,只要在香港,某某夜我都会去维多利亚公园,和几万人一起点亮烛光,悼念那死去的英灵。在香港那么多年,维园的烛光晚会,是我和其他香港人站得最近的时刻,也是做香港人做得最爽最自豪的时刻。我有时想,管它平反不平反,就让我们这样一年一年坐下去吧,让那浩瀚的烛海,成为香港永恒的风景。

某某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。某某前,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,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。那几年,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,例如刘宾雁的《第二种忠诚》、戴厚英的《人啊,人!》、《自由备忘录》等,对1949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,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。我仍记得,1988年国内有一套纪录片叫《河殇》,中央电视台拍摄,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,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。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,一次过播完六集。我一个人去看了。当看完最后一集《蔚蓝色》,步出教协时,我心内激动,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,一定可以告别传统,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,振兴中华。某某后,我有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失落。本来那么崇拜的国家,本来那么尊敬信赖的领导人,一夜之间却变得如此狰狞如此陌生,谁还敢认同那是自己的家?!大悲剧过后,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,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,留下一道难以消褪的伤痕。回去已无可能,也无能力再度移民,留在香港,便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。要安顿下来,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,好好做个香港人。

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。但中五会考过后,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,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。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,因为这是我最喜欢,也读得最好的科目。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,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。我特别崇拜刘宾雁,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。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,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。如果我坚持,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。但我自己也犹豫了。我当时的成绩,是学校最好的几个,担心的不是录取与否的问题。

我的困扰,在于我当时已经意识到,这是两种价值观,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。如果我选读商科,即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,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,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,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。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工商管理,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,问题倒不大,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。但由小至大的读书熏陶,教我并不向往那种生活。金庸笔下的大侠,中国历史中的英雄,五四时期的作家,才是我欣赏的人物。

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,以至寝食难安。我请教过不同老师,所有老师都说,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,人最终要回到现实。然后我又发觉,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好的同学,都进了商学院。他们告诉我,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,很可能会后悔,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,毕业后没什么好选择,最后还是要在市场上和人竞争。他们好像很有道理,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:既然我以香港为家,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,而成功的香港人,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。要赚很多钱,便须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,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,一步一步向上爬。而要有这种竞争力,理应从大学做起。我被自己说服,最后亦如愿入读中文大学商学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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