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移民经历分享:活在香港,一个内地人的移民史

滴答网 http://www.tigtag.com/  2016-12-06  周保松  我要评论(0)  阅读0
周保松于1985年从广东农村移居香港,由于香港社会对新移民有刻板的负面标签,加上新移民有一份深不见底的自卑,他总是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。

开学不久,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。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,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(俗称裤头带)的工序,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。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,同学遂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。工资按件计,一条一毫。如果熟手,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。工作本身极单调,但几位朋友一起,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,不算特别苦闷。

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。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,而且工作较多,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“大只广”的朋友便过去跟他。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,哪里要人便去哪里,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,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。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,相当复杂,包括贴商标,折叠,入胶袋,开箱封箱,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。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,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,非常消耗体力,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,不是易做的工作。

大只广是恩平人,比我大两岁,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,好抱不平,喜饮酒抽烟,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,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杠,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。我和他性格不同,却很投契。他的数学很好,英文却差,半年不到,已对读书失去兴趣。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,已是晚上十一点,天下着小雨,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杠来,谁也不让谁,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。那一夜,我们没有伞,却不畏雨,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,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,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。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,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,却一直长留在心。1986年夏天,我领到回乡证后,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,再会合我的几位同学,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。我们在漓江畅泳,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,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,快意非常。

大只广读完中三后,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,中间赚过一些钱,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。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,又迷于赌博,以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。再后来,便没了音讯。我们的老板阿卓,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,遭警方发现,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。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,也要搬到国内要么倒闭,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。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,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,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。就我所知,能读上大学的,不足数人。而我读完二年级后,就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。

现在回过头看,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,大有改善之处。例如我们来港后,人生路不熟,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,于是只好四出向同乡打听,像盲头苍蝇般乱撞。记忆所及,除了一家叫“国际社会服务社”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,政府并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。我们就读的学校,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別辅导。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,现在才意识到,有多少新移民学童,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中,失去多少机会和承受多大的挫折。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,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,他们的路就易行得多。

1987年转校后,我的生活起了变化。最大的不同,是我终于可以读到一所有完整校舍的正规中学。另一个不同,是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本地出生的﹐我的乡音间或会成为同学的笑资。那谈不上是歧视,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差异。我很快便意识到,我和我的香港同学,其实活在两个世界。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,也不喜欢漫画,更不热衷电子游戏。但这三样东西,却是香港男生的至爱。我一直去到大学,最熟络的朋友,都是新移民。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历。我一直不明所以,近年才体会到,虽然我们都努力将自己改造成香港人,但很多深层的文化底色,是难以抹走的。直到现在,我依然觉得我的情感结构,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,和我的童年生活分不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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