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移民经历分享:活在香港,一个内地人的移民史

滴答网 http://www.tigtag.com/  2016-12-06  周保松  我要评论(0)  阅读0
周保松于1985年从广东农村移居香港,由于香港社会对新移民有刻板的负面标签,加上新移民有一份深不见底的自卑,他总是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。

读到中学四年级,我的迷惘更甚。为求出路,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,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,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某天放学后,夕阳斜照,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,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,我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。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,看着红灯转绿灯,绿灯转红灯,人动也不动,茫然四顾,不知何去何从。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,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,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不正常,所有问题都处在自己身上。

苦闷的时候,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。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,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,街道也乱糟糟的。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(后来拆了,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),石硖尾街的天光墟(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,故有此名)仍在,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,再加上福华街、福荣街、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,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,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。在这里,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,随即挑出蛇胆,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;会见到柜台高高,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;当然还有琳琅满目,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。

我最喜欢的,还是到鸭寮街淘书。鸭寮街并没书店,“收买佬”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,随意堆在一起。要挑书,便要不怕脏,而且需有耐性。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,是小说散文,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唐君毅的《哲学概论》和梁启超的《饮冰室全集》等。后来读大学时,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(Richard Rorty)的成名作《哲学与自然之镜》英文版。

住得久了,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。我家的居住环境,还不算最恶劣。更差的,是那些住在“笼屋”的人,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,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。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,导致六人死亡,五十多人受伤,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。张之亮当年拍摄的《笼民》,便是以此为题材。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,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,有的在下棋打牌,有的在发呆。新移民也不少。只要在街上转一圈,什么口音都听得到。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,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,而我每次回家,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埗闹市散步。

1985年9月,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。父亲为我读书的事,四处奔走,却一直苦无头绪。本来有私校肯收我,但学费太贵,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己同乡会办的学校。严格来说,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。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,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,噪音不绝于耳。学校除了几个课室,没有任何设施。课程只办到中三,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。

学校离家不远,步行15分钟便到。第一天上学,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,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,以广东和福建最多,但也有更远的。大家一开口,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,十分有趣。从一开始,我便喜欢这班同学。我们背景相同,谁也不会瞧不起谁,而且来到新环境,大家都需要新朋友,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。平时下课后,我们会联群结队去“斗波”,往游戏中心“打机”,到桌球室找乐,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。我们有心读书,却不知从何学起。学习环境实在太差,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,老师难以施教。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,却不知从何做起。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,父母教育水平普遍偏低,更要日以继夜工作,根本无暇理会我们。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,自生自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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