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移民经历分享:活在香港,一个内地人的移民史

滴答网 http://www.tigtag.com/  2016-12-06  周保松  我要评论(0)  阅读0
周保松于1985年从广东农村移居香港,由于香港社会对新移民有刻板的负面标签,加上新移民有一份深不见底的自卑,他总是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。

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。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,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。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,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代仍未到来,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,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。香港的电视剧、电影、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,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。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,是使人欢愉。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,却能深深出动人们的情感。邓丽君的中国小调,《大地恩情》的乡土情怀,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,甚至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,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。尽管如此,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。父亲去了香港以后,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,开始有了电风扇,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,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。但记忆中,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。香港仿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。

抵达香港那天,最初迎接我的,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。当年的鸭寮街,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。旧摊档满地,叫卖声盈耳。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,拖着行李,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。抬头上望,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。

我们住的地方,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。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“唐楼”,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,却住了三户人家,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。板间房再分为两层,父母住下层,我住上层,算是个阁楼。阁楼没有窗,晦暗局促,人不能站直,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。躺在床上,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压下来。

初来的一年,日子难过。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最近重读,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:“离回家还有358天。今天简直快要疯了,真想偷渡回故乡去。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。”然后是7月8日:“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,现在要我死也愿意。”这样的情绪,整本日记随处可见。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方便,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。生活最大的寄托,是写信和等信。邮差每天派信两次,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。我每天起来,脸未洗牙未擦,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。如果有信,自然满心欢喜。没信,便难掩失落,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另一次派信。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。

新移民最难适应的,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,而是“生活世界”的突然转变。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,包括我们的语言、传统、价值、社区网络人际关系,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。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,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,理解行动的意义,并肯定生活的价值。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,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,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。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,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,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。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,最难忍受的,就是这种断裂。没有邻居,没有社群,没有共同语言,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,只能捱和忍。

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。表面上,语言、读书、生活各方面,虽有困难。慢慢也能应付。但在内心,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。走在街上,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;回到家中,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;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,我会为中国队打气;每次返回家乡,我才有着地的感觉。时过境迁,我已很难用语言描述“这个地方不属于我”的孤独。未到香港前,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。银民后,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:自卑、孤僻、不合群、极度忧郁。伴随这种心境,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,而是李煜、李清照、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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